编注：出发时在飞机上和旅馆里写的一篇短文，昨天收拾草稿箱的时候看到，觉得可以发，就发了。

2025 年 8 月 15 日，在狸先生事无巨细的帮助下，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现在是北京时间 16 日 深夜十二点零三分，我坐在飞机上，开始撰写这篇文章，以期把这几天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以纪念这一趟令人令我感到五味陈杂的留学之旅。

（在撰写本段的当下，埃及航空竟然在飞机里面喷起了颇有特色的室内香氛，非常像宜家干花的味道。虽然其他游客都遮住了鼻子，但我本来就戴了口罩，只闻到了淡淡的花香，还挺好闻的。）

我九月开学，在加拿大的某个水校修读一年半的用户体验设计专业，为了这件事情我已经准备了三四年，中间倒霉被卡了一年的安调，但所幸今年还是成功下签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修完这个学位之后，我会花光所有的积蓄，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但我还是选择做了这笔人生投资。其中理由颇为复杂，请允许我用一个相对冗长的篇幅来讲。

（就在我通过写文杀时间的当下，飞机里面冒出了非常刺鼻的机油味，飞机已经开始起飞了，看起来不是油箱漏了，可喜可贺。前面一排两个坐好像没有乘客，一名身形宽大的空乘蜀黍把中间的扶手拉了起来，开始狂咳瓜子。额……那瓜子是他自己带上飞机的？）

我得保护好自己

就在回形针的基本操作变成吴先生给自家女儿做玩具应用的玩具企业时，先生向我们提起可以把公司迁到上海以换取税收优惠（实际不是上海，而是阳澄湖边上）。那是一个相当偏僻地方，房价很便宜。我一边为了好玩开始看那边买房租房的价格，我一边起了想要在那边买一个房的想法。在跟家人聊起此事的时候，他们无意间说了一句「如果房价那么便宜的话，我可以在你家对门也买一间」。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要重新被某种难以言喻的力量所束缚，于是便做出了我要出国的决定。

这逻辑听起来有一些跳跃、诡异、甚至大逆不道。但我想我得坦诚地面对自己的感受，不用道德教条去压抑，而是承认内心当中纷乱的思绪，并且用我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地理清其中的缘由。

（在飞机上突然睡死了，北京时间后半夜两点空乘开始发飞机餐，简单吃过之后又以一种非常浅眠的方式睡了五六小时。坐我隔壁的是一个去加拿大读书的高一小妹妹，一上飞机的时候他就很好奇地问我是不是做音乐的，我告诉他我不是音乐家，是一名科普作者。路上我们聊了一些落地加拿大之后的生活安排，下飞机前他问我能不能跟着我一起走，我欣然答应。小妹妹的英语不是很好，填写落地资料的时候，他对着我的信息把 BOD 写成了手机号，还惊讶地问我你的生日是 199 开头的？我好荣幸有人把我的年龄估低了。后来到旅店她跟父亲成功相遇，我 Check in 进了房。）

（我还挺喜欢这房间的，虽然所有设备都很老，吹风机也坏了，但是有一个很舒服的木桌子，上面压着一块大玻璃可以让我舒服地码字，四楼的窗外绿树和蓝天比例刚好对半，让人愉悦。）

就个人的感受而言，我的原生家庭在对我表达爱的同时，掺杂了非常大量的控制欲。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对于完美孩子的想象，那个孩子身材高大壮硕、考了个好大学、好硕士，光宗耀祖之后回到老家过平凡的日子，这个孩子能够完美地践行传统儒家框架下对下辈的约束，应当表现得像个洋娃娃一样，任由其玩弄，在家庭的框架下没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如果我没能符合那个期待，那么他们就会感到愤怒、试图通过情绪勒索、道德绑架的方式逼迫我去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

（禁不住床的诱惑，爆睡了四小时，不知道这床单是用什么洗涤剂清洗的，有一种老木头、香料的味道，很符合我对埃及刻板印象。）

这样的家庭关系中充满了以愤怒为底色的互相伤害。如果你对发展心理学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人类社会性行为是以原生家庭为模板发展出来的，而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必然是有一套非常动物性而非社会性的行为模式。除此以外，亲缘意味着伤害的底层概念连接让我对发展亲密关系、依赖家庭这些行为有本能地抵触。这并不是一把可以通过说教和道理就能够打开的一把锁，而是海马和杏仁核之间形成的紧密连接，这条连接只要被触发就会加强，只有长时间不被激活才会逐步退化和消失。

我是一个感受敏锐的人，如果潜意识中发现了某种伤害，就会远离它；如果它越来越近，我就会打回去。下意识地遵从着这样的行为逻辑，我从某一个大学的暑假开始就没有再回过老家，甚至到后面已经把措词从「回老家」改成了「去长春」。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任何让我感到有归属感的事物了。我很庆幸，我们这代人到大学的时候微信才变成一种普遍流行的通信工具，我因此得以逃过了必须加各路亲戚微信号的道德义务，唯一在用的那个号也只是用来对付各种国产服务的，挂在了 Google Voice 下面。

在感受到某种疏离之后，家里开始用越来越多的情绪勒索、道德绑架试图逼迫我「回家」，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事情会变得更严重。今年春节我决定不再顺从地，我提前买了三箱方便面、一大堆微波料理包，直接手机关机八天在家过了为数不多的宁静春节。庆祝节日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让自己过得舒适，而不是被迫与各路亲戚社交，听那些充满父权主义的说教。但他们因为联系不上我，觉得我出了什么事故，甚至被逼得给我发了邮件。我看了发件人，标题和内容都没读就把发件人拉黑了。

在得知了我开始准备留学、即将离开中国之后，家里便开始出现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他们似乎感觉即将要失去我。每次通话的时候，倾倒情绪垃圾、说教、控制开始变得越发频繁，这种控制甚至被包装成了一种所谓的的「我为你好」。在我不幸被安调、失业、Offer 出问题的那一年，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情感上的支持，只是不断地说「咱们不去了」－－一种包装得很粗糙的「我为你好」。在得知 Offer 出问题的时候，甚至开始厉声质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指责我不出去工作只在家混日子。而那段时间我在做 Rune 和另外一个创业项目，每天被各种琐事搅得精疲力竭。

直到有一次我很疲惫地指出「我不需要有人教我什么是人生、怎样过日子」时，那种「因为洋娃娃不听话而感到愤怒的模式」再次涌现。我怀着绝望的心情挂了电话，并且那个月再也没接过一通他们打来的电话。后来又过了一个多月，出发时间已经确定，电话中我简单说明了各种安排，对面小心地跟我说姑姑们从日本回来了，我要不要回老家见见大家。我拒绝了，我会直接从北京出发。

此时我想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失去」，就像面对一场不可避免的死亡一样。从焦虑、愤怒到讨价还价，最后转为「接受」是发生在出发前三天的一次通话，对面 告诉我听到我租好房子、有人接机就放心了，落地之后安顿好再打一通电话就行，她不会再主动给我打电话添乱了。

（我有一个很怪的习惯，习惯观察建筑的死角，刚才出门下楼转了一圈，把旅店里面各种死角上的精致装饰全都拍了一遍。回头就被安保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要拍照，我回复说是为了纪念旅行，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当下删除。对方狂说 Sorry 跟我说不用删，我狂说 Sorry，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effort，就在一大片互相 Sorry 中，结束了电话。）

北京的呕吐

出发前我们跟北京的 BH 先生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聊了很多和工作有关的事情。我们聊了 Vibe Coding 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也聊了这个青黄不接的大环境。我抱怨当时个根本找不到工作，BH 先生表示我几乎不可能找到开发的工作，他们公司最近进来的简历全都是失业的神仙，把 bar 挑的奇高无比。

疫情之后中国的经济环境就没好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闲钱或者家里富裕的好些朋友都选择在家待业，任由存款燃烧。和 R 先生吃汉堡的时候他也提到自己的领导对接下来的职业发展感到焦虑。

我也不例外，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有两个一年处于失业状态，第一年我出去找工作的时候有一种面试官是在看动物园里动物的感觉。因为我在回形针的工作经历，技术面凭空出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像是你怎么看待乌俄战争，回形针后来发生了什么。交谈之中，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面试官是觉得我这个人很好玩就叫去聊了几小时，逗完了就放回去。某家大公司甚至换了俩部门合在一起面了八面，何其恐怖，何其恐怖。

（埃及好热，外面照进来的大太阳烧得胳膊发烫）

随着就业市场不断的萎缩，很多难称行业翘楚的人都纷纷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整个大环境就是这个鸟样子。这种经济的萎缩就像这座城市的胃不舒服一样，它一使劲就会把居民呕吐出去，从三环呕吐到四环、从四环呕吐到五环、或者直接喷回老家。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座城市对于外来人口没那么友善。这和上海那种本地人瞧不起外地人的不友善不一样，北京给人一种它公平地漠视所有人，没有任何情感，没有热情也没有厌恶。

（飞机晚点四小时，我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机场吹空调，感觉很痛苦）

在最后挣扎了几年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也是被吐出去的一个，长久以来的一种感受－－北京并不需要你－－变得非常高涨，让人失落。

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刚搬进出租屋的时候，那种仿佛自己拥有了一个空间的兴奋感从心底涌出。我花了大笔的银子装饰这个房间，买了各式各样的彩色灯泡，自己亲手做了智能开关，反反复复地调整房间内的每个角落，让它看起来像是属于我的空间。

但这种拥有是一种幻觉。在出发前收拾房间的时候，看着自己亲手「培育」起来的房间一步一步地萎缩、退化成光秃秃的样子，我曾经数次差点落泪又拼命忍住。这屋子里有不少值钱的东西，但是我都没把它们卖掉，而是找了两位友人，一人分走了一半。这当中有好多好多的不甘愿，我似乎在挣扎着想要把自己属于这片土地的一部分留在这里。生物的本质之一就是活下去、并把对自己重要的东西留下。我觉得我那些很动物性的情绪本能正在驱动我的前额叶做这样的事。尽管这样并不理性，但我还是由着脑袋里那几个不听话的零件放飞自我，I do think they need that.

非常感谢 H 先生和 L 先生继承了我随手种出来的一颗生姜和一颗石榴。他们都是我随便往花盆里面扔的，没想到分别在一年和两年之后冒了绿芽。这些活着的东西是最难安置的，毕竟我不能就这样把他们扔掉。感谢这两位花一样的男子愿意替我照顾它们。在我离开中国后，L 先生去我家整理遗产，搬家师傅还把花盆落在了地上。好在那时已是深夜，街区里热爱拾荒的老太太没有把它顺走，见到情况不对的 L 先生光速奔到了我家楼下，把花盆带回了家。这似乎是某种缘分，我对此心怀感激。

离开北京的那天，是 L 先生送我离京的。我在车上看着街景，想起了自己刚搬到这个小区时的场景，感觉这一切都像是一场做了快十年的梦，一瞬间梦醒了，梦里的一切从此与我不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