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态问题

我将一类和人们的价值观冲突所引发的问题称之为猫态问题。之所以起这么萌的一个名字是因为这类问题和薛定谔的猫有共同的一类特点:对这类问题的争论永远都不会有结果,人们也很难知晓当事者与发出言论者真正经历过什么。范跑跑的问题属于这类问题、杨永信的问题属于这类问题、「五人」月饼事件属于这类问题;某些微博上整天喷日本人把台湾和中国分为两个国家的那群人、整天在某些知乎答主问题下面如豌豆射手般「激情四射」肆意喷粪的家伙们都陷落在了这一陷阱当中。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人格,他的肉体、能力、性格都是由基因与经历编织成的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有的人可能是令人羡慕的,有的人可能是令人厌恶的。所谓的「羡慕」或者是「厌恶」恐怕都是针对「他」面向公众的行为而言的,如果你能看得见其过去的全部日子,说不定会发出「幸好我不是那个人」的感叹。
幸运的是好像没有什么魔法能让我们作出此等犹如偷窥狂般的事情,不幸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魔法,所谓的「猫态问题」便永远无法避免。

我们曾经在团体辅导课上做过这样的一个拍卖游戏:假设你有十万元钱,你要从下面的二十件东西当中尽最大努力拍得自己所喜爱的人生价值。

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赚大钱、长寿而无大疾病、继续进修、有一个知己朋友、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发挥专长的职业、有一栋别墅、考取公家机构的职位、有充裕的金钱与休闲、都一次最完美的恋爱、和喜欢的人长久相处永不分离、担任公司的主管、到处旅游吸收新知识、成立慈善机构救助他人、享受结交朋友带来的乐趣、工作富有挑战性而不单调、成为有名的人、随心所欲的布置自己的环境、无拘无束的生活、担任社会声望高的职位。

当时和我一组的同学每个人都拿出本子盘算着要拍到什么,开局的时候大家拍的热火朝天,有人拍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而欣喜不已,有的人因为只顾着拍前面的东西玩到后面「钱」不够了没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有的人算盘打得很精,得到了最多的东西。

而我一口气把手里的十万元都花在了一件东西上,「有一个知己朋友」。

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是一个标准的A型人格[1],属于那种特别想做成事情的类型;我之前有一名朋友则是个「生活家」,他追求精致的生活,追求幸福的日子。他不理解我,质问我「如果自己的幸福都没有了,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对我来讲能够完成想做的事情更重要,把想做的事情搞定的那一刻,爽快犹如吸大麻的感觉对我来讲才是更能体现人生意义的。

知乎上曾经看过一篇答案,答主曾经是一名穆斯林,后来因为无法忍受教条对饮食的限制给自己带来的诸多不便选择了放弃这一身份。于是便有一些穆斯林或愤怒的,或委婉的对其指责。对于这位答主来讲,能够遵从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要比遵循教条痛苦的生活更重要。

范跑跑事发之时,社会舆论近乎一面倒着去批评范老师的所作所为,厉声指责其没有职业道德、指责其软弱,在电视上公然的指责、在网上肆意的指责。范老师面对洪流般的口水,只说了一句话「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的女儿」。自己的学生、女儿、父母、妻子,究竟谁更重要,需要由别人来定义吗?

磁暴步兵杨永信事件出来之后,人们对其的行为横加指责,我在看完之后也是颇为愤怒,但是愤怒的同时我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柴静老师在对杨永信进行采访的时候,杨永信非常严肃的说出的出现的几段对话:

我非常清楚的,06年市里有一个领导说:“杨永信,你哪怕成功救治一个孩子,都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认为很值,我认为我很激动,我认为我所有付出的辛苦、付出的委屈、付出的心酸都得到了回报。

诚然,杨永信试图以暴力让人臣服、企图改变一个人的人格是无知狂妄且自大的,是没有人性的,是残忍的,可是那些整天想着要把杨永信串联到国家电网上的人们就是正义的使者吗?请注意这一点:杨永信再说出上面那一段话的时候,表情严肃,也是满脸正义和责任感。

这就是价值观,对于你来讲什么是更重要的东西。对于范老师来讲,女儿更重要,对于杨永信来讲,「拯救网瘾少年」更重要,对于我来讲,成就比什么都重要。

妄图去驳倒他人的价值观,是人们陷入猫态问题漩涡的原因之一,在猫态问题上喋喋不休或口水四溅是无异于问题解决的。正是将一切思考停留在表面,才造就了无数的暴力。网络舆论暴力也好,杨永信也好。

不去深入思考,这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懒惰。

在心目中把什么排在第一本身不是应该被指责的东西。请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尝试了解是什么推动了一切现象的发生,了解一切运作的原理,请走的更远些。

螺莉莉

2016年9月18日


  1. A型人格的主要特点是:性情急躁,缺乏耐性,他们成就欲高、上进心强、有苦干精神、工作投入、做事认真负责、时间紧迫感强、富有竞争意识、外向、动作敏捷、说话快、生活常处于紧张状态,但办事匆忙、社会适应性差,属于不安定性人格。具有这种人格特征的人易患冠心病。美国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次纵向调查表明,在257名冠心病男性中,A型人格的人数是B型人格的两倍多。摘自《普通心理学》,作者:彭聃龄老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